日期：1957-11-0 作者：《赣州大众报》
《赣州大众报》经过一个多月的揭发、批判和斗争，本报前总编辑、有10年党龄的党内右派分子赵迁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已经彻底暴露。揭露出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赵迁是一个暗藏在党内的伪君子、阴险恶毒的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赵迁在担任本报总编辑期间，由于滋长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尤其是在三大高潮以后，就逐步的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和本报其他右派分子纠集一起，企图使大众报脱离中共赣南区委员会的领导，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利用报纸作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工具。
赵迁阴谋把大众报办得象“花姑娘”样，并把它说成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所谓“兴趣”，来达到他以“趣味性”代替党报的政治性的恶毒企图。在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近年来本报曾连续刊登了一些竭尽其诬蔑性的文章，如“留下离情别赣州”、“因为你们是部长”、“为护士鸣不平”、“猪肉市场的里里外外”、“访院长一日”，等等。赵迁还一贯主张报纸应该多揭露问题，特别强调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他曾对记者说：“记者要敏感，要揭露阴暗面。”本报在讨论如何解决农村中某些错误思想认识时，有人主张多进行正面教育，而赵迁则别有用心的强调多揭露些阴暗面的东西。赵迁十分欣赏中国青年报的“辣椒”副刊，说青年报形式多样，泼辣有趣，敢于“干预”一切。于是，右派分子杨振泰(杨菁)乘机而起，把青年报的揭露阴暗面的“主观主义展览会”原封不动的搬上大众报，右派分子唐小峰也给赵献计在报上开辟了“酸辣汤”专栏，赵迁认为这些做法给报纸增加了色彩，大加表扬。右派分子杨振泰执笔写的攻击社会主义改造的“留下离情别赣州”，经过赵迁亲自苦心修改，此文发表后，赵亲自到区党委打听反应，在编辑部还多次赞扬这篇文章写得有感情，写得过劲，是编辑部的“方向”，破格发了稿费，还提出要奖励，当时有些同志提出这篇文章有问题，他还斥以“文人相轻”。赵迁很注意研究和提倡写小品文，认为只有小品文和社会新闻，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为了追求所谓读者“兴趣”，赵迁竟放弃了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去年他亲自修改的小品文“胡书记下乡记”，有些没有的事情他也加进去了，如“8天吃了三四十个鸡蛋，……简直不象个区委书记，倒象个吃蛋专家。”赵迁为了在报纸上多登富有“趣味性”的东西，化了很大力量，专事进行打听和诽谤许多党的领导干部。
很明显，右派分子赵迁的所谓趣味性，就是以大量的歪曲、捏造、虚构、夸张之词去吸引读者的“兴趣”，把党报作为向党恶毒进攻的场所。赵迁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阴谋，找了许多借口，诬蔑过去本报的报道只是“赶中心、赶任务，报道范围狭小”。因此，他又提出了另一个主张，即所谓“扩大报道范围”，要编辑、记者大胆干预生活，干预一切。他在省委报纸工作座谈会上说：1955年的粮食统购多了，农民有意见，报纸不敢干预，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还疯狂的提出：今后报纸对粮食统购统销和物资供不应求也要干预。然而，对于区党委的重要指示、决议以及党委负责同志的具有重大指导作用的文章，赵迁却多方为难，如宋主任亲自签发的关于“财经工作的几项指示”，拒绝刊登。赵迁认为这些文章(即党委指示等)是一般化，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读者不会感到“兴趣”。赵迁不仅拒绝刊登区党委的指示，就连省委的重要指示他也主张不登，他说：省委指示好多，我们农民报不搞这么多。并且还向省委宣传部刘副部长提出：要省委作个决定不发党委的长文章。他还从外边抄来一个样版，擅自决定除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的文章外，其他首长的文章，一概不得登第一版；可是，他却极力主张“群众呼声”要“上楼”(即登第一版)，有些一般性的文章也常出现在一版。赵迁所扩大的报道范围，实际是针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干预”、“揭露”，企图以此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赵迁说，列宁说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现在情况变了，这条不适用了。不难看出，赵迁诬蔑我们的报道只是赶中心赶任务，拒绝刊登党委对工作具有强烈指导意义的文件，用心在于破坏和否定党报的指导性。
右派分子赵迁在执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过程中，党委曾多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赵迁不但不接受，反而更加对党不满，进而对区党委对报纸的领导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党委对报纸的领导。他认为，党性与人民性是矛盾的，在省宣教会议上，赵迁说：“书记代表党委，编辑倾向群众，是代表群众意见的，总编辑动荡不定，左右为难，在党委倾向群众，在报社倾向党委，于是到党委去时带有群众要求，回报社带有党委意图，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特别是在党委的意见还不如编辑的意见有力的情况下更难。”因而他对报纸紧紧掌握在党委手中，非常不满。他诬蔑说：党委对报纸的领导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干涉，抓得很琐碎，形成报纸缩手缩足；另一种是放任不管。他还散布说，区党委对报纸干涉过多，对报纸只起了把“关口”的作用，他说，在批评问题上和登载一些新鲜的东西的时候，常常被区党委压下来。因而，他认为要“办好”这张报纸，必须从党委改起，意思是要党委放弃对报纸的领导。为了摆脱区党委对大众报的领导，赵迁极力提倡报社要有“独立见解、独立思考、独立负责”的精神。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号召编辑部的全体同志都这样做，他要大家向中国青年报党内右派分子刘宾雁的化身、浑身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黄佳英学习。
在实际生活中，赵迁借着“独立负责”之名，和党委闹独立性，并且把报纸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赵迁非常同意右派分子刘国钟(前井冈山报总编辑)说的，报纸不仅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甚至可以批评上级党委的谰言。他认为，要搞就要搞重大的有分量的有震动性的批评，并且主张把批评锋芒针对“大个”的，要打老虎(即县委、区党委部长以上的负责干部)。在省宣教会议上，他说：鸣放要抓典型揭露、抓领导缺点，要用三反劲头去“帮助”党整风。赵迁不仅这样想，而且这样做了。党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后，赵迁便趁机亲自到群众工作组布置，要他们把批评锋芒转向领导干部，并要他们订出计划来。之后，群工组便出动了许多人到驻市机关单位搜集材料，不久，报上便出现了“访院长一日”、“是特殊困难还是特殊化”、“为什么不好理解”等所谓重大批评。更阴险的是，他企图以卑鄙的捏造手法把“批评”指向某些区党委部长的爱人，来搞垮区党委的部长和区党委委员，以实现其反党的目的。
赵迁的反党活动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把报纸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外，他还抓住区党委个别的缺点和工作中的某些问题，运用夸大、捏造、造谣等手法，对党滥肆攻击，他诬蔑说：党委对“新的东西”不支持、对“似是而非”的东西明暗不辨、对落后的东西，有点“默许”味道。他还经常散布：党委对中心工作和多方面的工作的领导问题，是摇摇摆摆的，一会儿花衣服，一会儿副博士，一会儿无情天河，一会艰苦朴素，这股风来了这个对，那股风来那个对……。赵迁还诬蔑说：现在党委的指示、决议是一般化、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同时他对区党委委员几乎逐个的进行丑化和攻击。因此，赵迁得出结论：现在区党委是个守旧、凝固、迟钝的已经僵化了的党组织，它不能再继续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了。这就是赵迁狂妄自大目无组织的十足表现。
赵迁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一方面积极搜集材料，准备以区党委为背景写一篇特写，并且已经安排好人物模特，着手整理特写素材，企图把区党委搞垮，另一方面便到处点火，企图和全国右派分子配合起来，一举推翻党的领导。他曾在省宣教会议上极力主张来一个过瘾的鸣放。因为没有如愿以赏，便对省委发起了恶毒的攻击，他认为省委对鸣放有阻力，四平八稳。说什么，半开口放，扭扭妮妮，非党同志有些尴尬，既然邀请党外同志参加，党内就应该开诚布公、有什么都谈，请他们看看我们是这样的揭露缺点，肯定成绩的。赵迁在省里放火不成，便又在本报编辑部放火，给右派分子输送炮弹，同流合污的向党发起攻势，他们企图把报社的党组织赶走，以便他称王称霸，巩固其向党进攻的阵地。
赵迁不仅在鸣放的时候和本报右派分子唐小峰、谢辅安、杨振泰、陈榜林等纠集一起向党进攻，就在平时他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赵迁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感情大大的超过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感情。他在担任总编辑期间，不是依靠党员办报，而是重用、信任和依靠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唐小峰提为农经组副组长，就是赵迁提出的。右派分子谢辅安肃反中被斗，从班房出来后，怨气冲天，对党极端不满，改名为“谢又开”和组织对抗，党支部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他置之不理，还极力主张谢下乡作常驻记者，并主张给他挂记者头衔。当杨振泰遭到同志们批评时，赵安慰杨说：一个人在一个机关工作久了，是难免没有意见的。赵迁曾屡次表扬右派分子唐小峰等工作好，而他们的错误即使是非常明显的错误也不给予批评。然而，对于党员，赵迁却非常寡情，几年来他很少表扬党员的工作，反而诬蔑党员忌妒人家(即右派分子)的才，说党员既不服气又不争气。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赵迁又表现消极、同情和庇护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初期，编委、支委联席会议讨论划右派分子问题时，赵迁认为唐小峰的问题“空洞”，主张“不要打击面过宽”。在反右派斗争中，赵迁还和右派分子勾勾搭搭，互通情报，将编委、支委领导反右派斗争的部署等情况，全部告诉右派分子杨振泰。讨论杨振泰问题时，又含糊其词，始终不表示意见。本来赵迁比任何人都了解杨振泰和清楚杨振泰的反党罪行，但斗争杨时他未揭发任何材料，关于杨振泰要撤销几个编委委员的职务一事，在许多编委同志追问下，赵迁才含糊其词的讲了一点。企图庇护右派分子过关。
赵迁的反党罪行被揭露后，他却百般狡赖，力图蒙混过关，经过本报全体工作人员的反复揭发和斗争，他的一切花招都破产了，现在正在乘胜追击中。
——原载1957年11月×日《赣州大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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